刘湘和李国良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聊了起来。
“老哥，你们接下来怎么走？”
“往南撤，到武汉去整编。”李国良掏出皱巴巴的烟盒，递给刘湘一支，刘湘摆摆手，他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被风吹散了，“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不到一个连了。不知道上面还让不让保留番号。”
刘湘沉默了一会儿：“老哥，你们东北军打仗，厉害。”
“厉害个屁。”李国良苦笑，“装备比鬼子差，训练比鬼子差，指挥更是一塌糊涂。但我们不怕死，真的不怕死。你知道我们六十七军的军长是谁吗？吴克仁。保定会战，他亲自带兵冲锋，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军长都死了，我们这些当兵的，还有什么脸怕死？”
李国良越说越激动，声音都在发抖。
刘湘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粥喝完了，馒头也吃完了。东北军的士兵们脸上有了些血色，精神也好了许多。有人靠在背包上打了个盹，有人低声聊天，有人抱着枪发呆。
李国良站起来，把手里的烟头掐灭，踩进土里。他走到队伍前面，转过身，从自己的背包里摸出一个油布包，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支枪。
一支三八式步枪。枪身乌黑发亮，木质枪托上有几道划痕，但整体保养得很好。枪口处有细密的膛线，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泽。
“刘营长，”李国良双手端着那支枪，递到刘湘面前，“这是我们在保定战场上缴获的。鬼子的枪，三八式，比咱们的中正式打得远、打得准。我本来想留着当个纪念，但现在——给你。”
刘湘愣住了。
“老哥，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你拿着。”李国良的语气不容拒绝，“你们要上山西前线，比我们需要。拿着它，用它多杀几个鬼子，算替我们报仇。”
刘湘看着李国良的眼睛。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恳求，有托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他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了那支枪。
枪比想象的要沉。枪托抵在肩窝里，严丝合缝。刘湘闭上眼睛，仿佛能闻到硝烟的味道，能看见保定战场上那些倒下的东北军弟兄。
“李连长，”他睁开眼，一字一句地说，“我刘湘对天发誓——这支枪，不杀一百个鬼子，我绝不放下。”
李国良笑了。那是刘湘见到他以来，他第一次笑。
“好！兄弟，我记住了。”他伸出手，在刘湘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活着，我们都活着。等打跑了鬼子，我请你喝酒，喝东北的高粱酒。”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东北军的队伍重新出发了。李国良走在最前面，腰板挺得比来时直了许多。他走出十几步，忽然回过头，朝刘湘敬了一个军礼。
动作不太标准，手抬得有些歪，但很用力。
刘湘立正，回礼。
两人隔着十几步的距离，互相敬礼，谁也没有先放下手。
东北军的队伍越走越远，渐渐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有人开始唱歌，唱的是东北的民歌，调子苍凉悲壮，在空旷的原野上飘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刘湘站在原地，目送他们离去，直到那个黑点完全消失。
张狗儿站在旁边，眼圈红红的，偷偷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赵铁柱面无表情，但他攥着刀柄的手，指节发白。
沈静秋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不远处。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营地后，她铺开稿纸，一夜没有合眼，写下了一篇报道。标题是——
“川军与东北军：两支溃败队伍的交汇”
她在文章里写道：
“一支是从东北溃败下来的队伍，一支是正往华北开进的队伍。两支队伍在宜昌城外偶然相遇，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碗粥、一个馒头、一支枪。但在我眼中，这一刻比任何誓师大会都更动人。因为它让所有人看见——中国军人虽然打了败仗，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新蜀报》上，被多家报纸转载。有读者写信给报社，说读了这篇文章哭了整整一夜。
而此刻，刘湘站在宜昌城郊的营地里，把那支三八式步枪擦了又擦，举起来对着夕阳瞄了瞄，放下来，又擦一遍。
他把枪靠在床头，从怀里掏出母亲缝的那件棉背心，摸了摸。
背心还在。
那颗心也还在。
跳得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