嵬名令公削好那支木笔的当天傍晚，李承祯从阔亦田赶到了克夷门。他骑着一匹青灰色的河西马，马背上驮着两个皮囊——一个装着桦树皮，一个装着炭笔。他在阔亦田的识字班里学了十几天，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学会了写“铁”字和“海”字，还学会了写“降”字。新蒙古文的“降”，左边是一个人手执兵器的形状，右边是一个城门。慧真僧人教他的——降不是跪，是把兵器放下，把城门打开。他把这个字写了很多遍，写到炭笔断了好几支，写到桦树皮堆满了识字班的毡垫。帖木仑把他写坏的桦树皮一张一张地收起来，用旧皮绳扎成一捆，放在书阁第二层，放在西夏路铁板旁边。“这些都是你的字。写坏了的也是你的字。书阁收好的字，也收坏的字。好的字是门，坏的字是路。路走过了，门就开了。”
李承祯把帖木仑的话记在心里。他骑着马穿过河西走廊时，每经过一座城池，就把自己写好的劝降信塞进城门口的砖缝里。
第一封劝降信是写给凉州的。凉州的城门还是紧闭的，城头上的守军看到了李承祯的马，认出了他那件党项贵族的锦袍——锦袍上绣着的不是西夏皇族的图腾，是他在阔亦田识字班里自己画上去的一个“李”字。歪歪扭扭，起笔很重，收笔很轻。他把劝降信塞进城门缝里，退后三步，仰起头向城头上的守军喊话，用的是他新学会的蒙古话，夹杂着党项语和河西走廊的土话——
“凉州的守军，我是李承祯，西夏右厢军司都统军。兀剌海的城门是我自己打开的，黑山威福的城门是我打开的，白马强镇的城门也是我打开的。三座城，三种开门的方式，没有一座是被蒙古军攻开的。不是我怕死，是李安全把我守了十一年的兀剌海的边界一步一步地削掉了。他削的不只是边界，是我的心。心被削掉了，城门就开了。你们在凉州守城，守的是谁的城？是李安全的城，还是你们自己的城？凉州城外沙枣树上的横线还在吗？凉州护国寺里的佛经还念吗？你们的父亲、兄弟、儿子被李安全征走之后，回来过吗？”
城头上的守军沉默了。凉州城的守将是从兴庆府调来的党项贵族，但他的士兵大多是凉州本地征来的汉人和党项人。他们认得李承祯——兀剌海的统帅，西夏最能打仗的宗室将领。连他都降了。他们看着城下那个骑马的人，锦袍上绣着的“李”字被河西走廊的风沙吹得微微发颤。
李承祯没有等城门打开。他把劝降信留在城门缝里，拨转马头向下一座城驰去。他走后不久，凉州城里的守军把那封劝降信从城门缝里抽了出来，展开。信是慧真僧人代笔的，但落款是李承祯自己写的——“李”。只有这一个字。慧真僧人在信的末尾用西夏文写了一行小字——“那颜犯法，与庶民同罪。降者不杀，百姓不掠。成吉思汗收天下人的名字。把你的名字刻在阔亦田的书阁上，你的名字和也速该、孛儿帖、诃额仑刻在一起。”
凉州城里的守军不识字。但他们认得那个“李”字。李承祯的“李”，党项皇族的“李”，和他们每天在军报上看到的那个印章旁边的“李”是同一个字。那个字以前盖在军令上，命令他们出征、征粮、修烽燧、拆寺庙。现在那个字写在劝降信上，告诉她们——把城门打开，把名字收进书阁里。军令上的“李”和劝降信上的“李”是同一个字，但分量不一样。军令上的“李”是刀，劝降信上的“李”是门。刀把城门关上了，门把城门打开了。
第二封劝降信是写给甘州的。甘州城外那座被西夏兵拆毁的寺庙废墟里，慧真僧人正蹲在佛台前面，把被虫蛀了的《金刚经》残页一片一片地拼回去。他的右手被梁柱砸伤过，但他用左手拼了无数遍，拼得比右手还稳。残页上的“慈悲”两个字被虫蛀掉了，他用手指在被蛀空的位置反复摩挲，指腹上磨出了一层茧。茧的形状和“慈悲”两个字的笔画一模一样。他把残页拼好之后，从怀里掏出炭笔，在被蛀空的“慈悲”旁边，用西夏文重新写了一遍。新旧两种笔画并排——旧的是雕版印刷的，笔画工整如刻；新的是左手握笔写的，歪歪扭扭，起笔很重，收笔很轻。他把重写好的残页放在佛台上，用半块从兀剌海关隘图上拆下来的城砖压住。
甘州城里的守军看到了佛台上升起的炊烟——慧真僧人用佛台前面捡来的枯枝烧了一壶黑水城的甜水，水开了，蒸汽在晨光中像一条细细的白龙。守军们认得那条白龙。甘州城外这座寺庙被拆之前，每天清晨，佛台上都会升起烧茶的白烟。白烟升了无数个清晨，从来没有断过。直到那一天西夏的兵来拆寺庙，白烟就断了。今天白烟又升起来了。烧水的不是寺里的僧人——寺里的僧人被西夏兵赶走了，慧真僧人是凉州护国寺的，不是甘州的。但他烧的水是黑水城的甜水，和甘州城外寺庙里烧了无数个清晨的茶水用同一种水。黑水城的水从祁连山顶流下来，流进地下暗河，从贺兰山脚下涌出来。凉州喝的是这脉水，甘州喝的也是这脉水。同一种甜。
守军们从城墙上望下去，看到佛台前面蹲着一个穿灰白色僧袍的老人，正把一片一片的碎经拼回去。他们看不到经上的字，但他们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寺庙被拆之前，他们的母亲、妻子、孩子在佛台前面念过的《金刚经》。他们的母亲不识字，但她们记得“慈悲”两个字的笔画。今天有人把“慈悲”重新写上去了。
第二封劝降信没有留在城门缝里。慧真僧人没有写劝降信，他只写了一个字——“甜”。西夏文的“甜”，左边是一个水，右边是一个舌。水是黑水城的水，舌是尝过甜水的舌。他把“甜”字用左手写在桦树皮上，放在佛台前面，用半块城砖压住。守军们从城墙上下来，走到佛台前面，看到了那个“甜”字。他们不认识字，但他们认得那个字的形状——左边是水，右边是舌。黑水城的水，他们母亲的舌。他们的母亲尝过黑水城的甜水，他们的舌也尝过。他们把桦树皮从城砖下面抽出来，带回了城里。
李承祯的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劝降信沿着河西走廊的官道一站一站地传开。每传到一座城，守将都面临同样的选择——抵抗，或投降。抵抗的城池，成吉思汗依大札撒不杀不掠，但守将的名字被从西夏的城池上抹掉，换成了河西走廊的人的名字。投降的城池，城门打开时，成吉思汗在城门外等着，把守将的名字写在自己的袍子上——那件沾着六个指印的灰白色旧袍，又多了第七个指印。守将自己写的。李承祯握着他们的手，在成吉思汗的袍子上写下自己的姓。
五天之后，河西走廊上传回的消息让李安全在兴庆府的皇宫里坐不住了。他的必阇赤把一份一份的军报呈上来——凉州守军开城门，甘州守军开城门，肃州守军早就走光了，空城一座。每一封军报上写的都不是“城破”，而是“守军自开城门”。不是被蒙古军攻开的，是自己打开的。打开城门的原因各不相同——凉州是因为李承祯的“李”字，甘州是因为慧真僧人的“甜”字，肃州是因为没有人。
林远舟在克夷门关墙上把李承祯劝降信的影响一条一条地记在桦树皮上。慧真僧人坐在他旁边，先用西夏文翻译出来，耶律楚材再用新蒙古文记录下来，脱黑塔用左手把重要的条目拓在羊皮纸上，耶律阿古用契丹大字在旁边标注。四个人，四种文字，记录同一件事——西夏的城池正在一扇一扇地自己打开。
“大汗。李承祯的劝降信传过了河西走廊的每一座城。他的信上只写了一个‘李’字，但这个‘李’字的分量比李安全的玉玺还重。兀剌海的‘李’是放下的刀，黑山威福的‘李’是打开的城门，凉州的‘李’是沙枣树的新枝，甘州的‘李’是佛台前面重新写上的‘慈悲’——每一座城的守军看到的‘李’字都不一样，但他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人的手。李承祯的手以前握刀，现在握笔。他握笔的手写出来的‘李’字，比他握刀的手砍出去的刀痕更重。刀痕砍在石头上，字写在人心上。石头会碎，人心不会碎。”
成吉思汗站在克夷门关墙上，望着东南方向——阔亦田的方向。这五天里，他又收到了术赤的密信。金国大军已经过了抚州，沿途的契丹守军按照耶律阿海的密令开门放行，但每放行一次，就在金国大军的行囊里塞一张契丹大字的“天”字拓片。两千契丹老兵，两千张拓片。有些拓片上不止有“天”字——老兵们在篝火边学会了写自己的姓，把“耶律”两个字歪歪扭扭地写在“天”字旁边。金国大军离阔亦田还有不到三天的路程，行囊里的拓片数量却已经接近三千张。不是契丹老兵塞的，是沿途的汉人、奚人、草原各部后裔看到了契丹老兵的拓片，自己也学着画，把自己的姓画在羊皮纸、桦树皮、破布片上，塞进大军的行囊里。完颜撒里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大军走得越来越慢，士兵的脚像灌了铅。他不知道灌铅的不是脚，是行囊。
成吉思汗把术赤的密信放在克夷门关墙的石垛上。“阔亦田的城墙上刻了十五个名字。李承祯的劝降信上有十六个‘李’字。河西走廊的城池正在一扇一扇地自己打开。金国大军的行囊里塞满了‘天’字和‘耶律’。完颜永济以为他在坐观草原之犬相噬，他不知道他的大军正在把草原上的名字背在背上，一步一步走向阔亦田。走到城下时，他们背上背着的名字比刀还重。”
者勒蔑的探马从兴庆府方向驰回，马蹄踏碎了克夷门峡谷里的薄冰。老探马翻身下马，单膝跪在成吉思汗面前。“大汗，兴庆府派密使来了。不是李安全的使臣，是守军派来的。密使说，城里的守军愿意打开城门，但有一个条件——成吉思汗不杀李安全，不毁西夏皇室的宗庙，不烧西夏文的佛经。他们说，李安全是西夏的皇帝，但他也是党项人。党项人的血，不流在自己打开的城门外面。守军亲手开城门，李安全亲手交出传国玉玺。求成吉思汗给李安全一支笔，让他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成吉思汗把目光从阔亦田的方向收回来，落在兴庆府的方向。黄河在那里拐了最后一个弯，兴庆府的城墙在暮色中像一道青灰色的影子。城头上的旗帜还在，但旗杆下面的守军已经不再看旗了。他们在看克夷门方向升起的炊烟——慧真僧人每天傍晚在佛台前面烧一壶甜水，白烟升起来，越过贺兰山，越过黄河，飘到兴庆府城头。守军们闻到了甜水的气味。
“成吉思汗答应。李安全交出玉玺，成吉思汗交给他一支笔。不是杀他的刀，是给他写名字的笔。他的名字收进阔亦田的书阁里，和嵬名令公的名字刻在一起，和李承祯的名字刻在一起。他是西夏的皇帝，但在书阁里，他的名字和守城的庶民一样大。告诉兴庆府的守军——成吉思汗在城门外等着。不是等着攻城，是等着收名字。他们的名字，李安全的名字，全部收进阔亦田的书阁里。西夏没有了，但西夏人的名字还在。名字在书阁里，西夏就在大海里。”